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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集体意识是法语词组conscience collective的一种惯用译法，哈特认为conscience collective的说法利用了介于意识或者认知与良心之间的法语单词conscience所具有的全部含混性。

他认为，前者是法律家或专业法学家的法学，它运用一套法律家创制的法律语言，沿用来自法律家经验的解释方法，完成法律实务之问题解答，以追求实践—技术的知识之旨趣。尽管社会学家将一切社会事实视作为物(38)(经验科学)，但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清醒地认识到，它本身并不能等同于物。

⑦H.L.A.Hart,Concept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 ⑧林来梵、郑磊：《基于法教义学概念的质疑》，《河北法学》2007年第10期。分工不仅仅使得社会成为可能，更使社会的存在获得了政治伦理，同时还使得这种存在格局变得更加复杂、抽象和细致入微。因此，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13)那么，排除了上述因素的法律科学需要什么来塑造自身呢？这就是通过价值中立和逻辑周延的方法去形塑法律规范、阐释法律的真实内涵。(51) 当法律面向社会事实本身时，它已经脱离了任何学科，因为社会问题本身没有学科。

他认为，在宪法走向司法保障之后，宪法学就成为为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提供规则和知识预备的法律科学，走向实证主义的技术化，真正成为法教义学。对于技术政治的专业经营者而言，这些提供统治根据的法律规范，就如同股东大会所指定的公司章程。马克思在他起草的第一国际 《协会临时章程》中更明确地指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看，程序化决策要比人治化决策更富有效率，更能够保证可持续的发展。二是认为程序仅仅是工具和手段，程序正义附属于实体正义。在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中，和谐也是重要范畴或基本范畴，这一范畴通常与国家理想和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相联结。[14] 列宁: 《列宁全集》第 1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把内涵于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法治习惯中的核心要素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10]理解并不等于同意对方、接受对方的观点，而是在于学会容纳对方，与不同意见和平相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似乎淡忘了共和，当我们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产生出共和的共鸣。机会公平是人类从身份社会进入契约社会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世袭制度的革命纲领。辛亥革命以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先进力量，致力于组建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与其他爱国党派和进步力量进行政治协商，宣布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37] 李克强: 《加强亚非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公正———在亚非法协第五十四届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14 日，第 2 版。[5]2243法律规则是法律体系的核心要素，从内容上可分为义务性规则、授权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 从形式特征上可分为规范性规则和标准性规则; 从功能上可分为调整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

在当前各类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同时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了解和认知尚不充分的背景与条件下，理性地处理涉法问题，不仅关系到执法的实际效果，也关系到法治的权威。宪法就是自由和人权的 圣经。

汉代以后，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法治文化。共和一是指政体，即与君主制相对应的政体。

无论在直观上，还是参照评估数据，我国法律被遵守的情况都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22]7 公平正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价值可以普适，作为价值载体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普适的。作为法律概念和法治精神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意志自由与行动自由的统一。程序法治实质上就是正当程序或程序正义。

[4]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年。两类治理在党的领导下有效衔接、协同配合，创新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增添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正能量。

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我国 《宪法》明确宣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样一些观点深刻地表达了对话、协商、共和的本质和意义，足以构成现代法治的共和文化的要素。理性平和就是要求以平等谦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要以公心、诚心和耐心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对抗因素; 要改进执法方式方法，不要动不动就对群众使用暴力、警力、国家强制力，即使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重大工程建设等容易出现暴力抗法的场合，也要禁止滥用暴力强迫民众就范，避免 以暴制暴而引发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鉴于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 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3]4。这些自然规律和生存条件又决定着体现这种普遍性的所有人类个体基本结构上的一致性和相互依赖性。独裁是不需要程序的，更不容忍程序的束缚。

对话还需要理解，没有理解便没有对话，理解是人类交往之主体间性特征的核心要素。与法治的主体是人民相对应，法治的客体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

他们的自由观深刻地揭示了自由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个人权利和义务与社会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不仅要切实保证当代人的机会公平，而且应当关注和保证后代人机会公平。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32] 西塞罗: 《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年。

公共治理的优势包括: 第一，它更加充分地将民主理念和民主机理融入到国家治理当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公众参与，扩大公民及其组织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1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这说明依法独立公正司法的外部环境很差，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受到不应有的干扰。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在利益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群体分化严重、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日渐多元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之间出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价值标准、利益诉求、政策主张、立法要求，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缺乏共和机制而使人们无法在平等自由地表达诉求和主张的基础上协商对话，形成共识，减少对立。

究其根源，在于在我国仍然缺乏坚实的人权法治文化，人权还不够神圣，有些官员和执法者就是不把人权和公民权利当回事。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定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权和物权理念，从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启蒙思想到数百年来的治国理政理论，演绎出以自然正义和自然权利原则为核心的法治精神，以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民主主义等为其主要形态的法治理论体系。

十年 文革 就是沉痛的教训。政府官员一定要懂得，只有政府认真对待人权和公民权利，人民才会认真对待政府、法律和秩序，良性的官民关系与和谐社会才能够建立起来。

[27] Aldis W，Wright M A. Bacos Essays and Colours of Good and Evil with Notes and Glossarial Index，New York: theMacmillan Company，1899.[28]习近平: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 年 12 月 5 日，第 2 版。当然，现代法治要建立的秩序是 包容性秩序。